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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正確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等一系列重大關系。”在這“六對關系”中，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問題極其重要，需要高度重視。

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黨中央準確把握國內國外形勢，十八大以來，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可謂高瞻遠矚、高屋建瓴。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六對關系”中，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而經濟發展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因此，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占據非常突出的位置。

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就是既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平。黨中央正在扎實推進的共同富裕，就鮮明體現了這一點。可見，推進共同富裕是正確處理好效率和公平關系的重要表現。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共同富裕、效率與公平是內在統一的關系。

(資料圖)

如何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呢？我們認為，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摒棄共同富裕是零和博弈的錯誤觀念

首先應該明確，共同富裕不是零和博弈。所謂零和博弈，就是把經濟蛋糕的大小看作是不變的，因此關鍵在于分蛋糕。在分蛋糕思路下，誰擁有優先分配權，誰就可能分到更多，誰就認為得到了“公平”的對待。一些人帶著民粹主義的眼光簡單粗暴地理解共同富裕，認為共同富裕就是把高收入階層的財產轉移給中低收入群體，甚至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如果蛋糕大小不變，一些人分到越多，必然意味著另一些人分到越少，這樣就總是會產生不公平的感受。而且，當很多人都去競爭分配蛋糕的權力時，就容易產生權力尋租和腐敗行為，這進一步侵蝕了公平。進一步，如果一個社會中高收入群體相對于中低收入群體更有可能影響蛋糕的分配，那么分蛋糕思維其實對中低收入群體更為不利。因此，一個專注于分蛋糕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公平的社會。

零和博弈觀念不僅無法實現真正的公平，而且忽視了同樣重要的效率。在一個社會中，不管是高收入群體還是中低收入群體，都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效率就意味著通過更少的投入實現更多的產出。有了更多的產出，才能更好地實現分配。當產出不斷增加時，一個社會中每個群體、每個人都可以得到比過去更高的收入，這就實現了一種“縱向公平”。與此同時，如果那些對產出貢獻更多的人，相應地得到了更多的分配，那么這就實現了“橫向公平”。當人們覺得分配公平時，必然會激發大家進一步提高效率和創造更多產出的積極性。可見，效率與公平是相輔相成的。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公平是效率的保障。

共同富裕應該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即一部分的收入分配狀況改善了，同時沒有導致其他人的收入分配狀況惡化。帕累托改進下的共同富裕，實現了效率和公平的統一。而將共同富裕理解為一種零和博弈的觀念，人為地割裂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并且既損失了效率，又破壞了公平。因此，要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首先就必須摒棄這種錯誤觀念。

二是必須在發展中平衡效率與公平

強調共同富裕既要效率，又要公平，并不意味著一個社會在每時每刻每處都能保證效率與公平的完美統一。在現實中，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因此應該追求在發展中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動態平衡。所謂動態平衡，是指政府要根據一個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和國際國內環境，動態地調整效率與公平的權重。在理論上，從來不存在最優的效率與公平比例，只能在實踐中不斷摸索，這種摸索過程本身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注定充滿艱辛和探索。

我們的基本國情之一是，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發展始終是第一要務。過去，不管是面對國企改革問題還是經濟開放問題，我們始終堅持在發展中規范的思路，實踐證明這是完全正確的戰略。所謂在發展中平衡效率與公平，就是對效率與公平的權衡，最終還是要看它是否促進了經濟發展，是否提高了生產力，是否提高了綜合國力。

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時，低收入群體的民生保障尤其突出，此時低收入群體和中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不宜過大，公平問題更加重要，否則會引起社會矛盾。而在經濟上行時，有了不斷增長的正向預期，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會相對緩和，那么效率問題就更加重要，這樣才能抓住全面增長的戰略窗口期。

要在發展中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動態平衡，還必須打破分配過程中的各種藩籬，包括既得利益者的阻擾。美國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頑疾之一是再分配太多，而破除再分配過程中的既得利益者阻擾正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優勢之一。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更有條件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動態平衡，從而在這方面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三是處理效率與公平關系需要新經濟、新理念

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不能刻舟求劍、故步自封，而要敢于創新。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需要不斷探索新規律、總結新理論；另一方面，時代在不斷變遷，新經濟形態、新技術發明和新理念層出不窮，都可以源源不斷地轉化為我們處理效率與公平關系的推動力。

新經濟有助于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當前，以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和大數據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催生了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即數字經濟。可以說，數字經濟正成為當前全球最重要的經濟現象。經濟學研究表明，貧富差距擴大的直接原因是，資本收益率的增長超過了勞動收益率的增長，而這又是因為技術進步通常都是資本偏向型。因此，在傳統經濟形態下，既要追求技術進步，又要縮小收入差距，實際上是一個無解的難題。然而，數字經濟時代有望為上述難題提供一個解決方案。因為數字技術不再只是資本所有者的生產工具和管理手段，它也可以為廣大普通勞動者賦能。我們的研究表明，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既提高了企業的營業總收入，又縮小了管理層和普通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既能做大蛋糕，又有利于分好蛋糕。

新理念有助于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全球越來越多的企業認識到，必須高度關注ESG（即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踐行ESG理念（該理念強調企業要注重生態環境保護、履行社會責任、提高治理水平）。作為一種新的經營理念，ESG的本質是企業應該追求社會價值最大化，讓所有利益相關者實現共贏。事實上，中國古代商人很早就樹立的“義利觀”，實際上體現了當代ESG的精髓。而不管是古代的義利觀，還是當代的ESG，本質上都是通過一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讓發展成果惠及更多群體，這就是推進共同富裕，也是追求效率與公平的統一。因此，鼓勵企業在經營中貫徹義利觀和ESG，有利于更好地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作者：方明月、聶輝華，分別為中國農業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閱讀背景——收入差距擴大是世界性問題

在《21世紀資本論》這本一度風靡全球的經濟學著作中，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發現，在過去的三百年間，世界各國內部的貧富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總體上擴大了。美國經濟學家艾瑪紐·薩耶茲在2018年發現，美國最富的10%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余人平均收入的9倍，而最富的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余人平均收入的39倍。此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1年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歐洲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正在擴大。從世界范圍來看，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出現了勞動報酬份額下降、個人收入差距擴大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問題，引發了諸多群體性事件和民粹主義運動（例如“占領華爾街運動”），加劇了社會階層之間的分裂，影響了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